Thinking Google

March 30th, 2010 § 0 comments § permalink

1 理性的局限性

一个真实的世界,不是完全理性的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世界;假设某约束条件不变,或排除个人非理性因素,研究人们仅限于理性之光的照耀下所能模拟的世界,其更高的精确度可能意味着错得更远。

作为一家公司,其经营决策基于复杂的世界和有限的知识。在短期内我们无法对其决策做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所处观察角度的不同,甚至长期也难以下结论;但不排除决策者的自我认同和行为的理性。

2 组织的认同

如果Google从乌干达撤出,不会在我们当中产生这么多的争议和这么大的反响。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叫做中国的组织中。久处其中,或多或少会影响组织成员的判断、思维方式、价值观,甚至对组织产生一定的忠诚和荣誉感。站在国人的立场,基于历史,认为西方总是在丑化中国;同样,西方人则基于对自身组织认同,发现我们竟然可以缺少某权某主而活着。

对组织的认同,会产生一种排他性的自利行为。

3 历史发展的偶然和必然

关于法律条文下的潜规则,这个吴思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法律条文面前,几乎人人有罪。数字化管理与其是一种管理方法,不如说是对透明度的认可。在隐隐绰约的潜规则迷雾中,动物青蛙和蔬菜萝卜都会成为非法。

无论这行为出于突兀的偶然,还是像国人猜测的那样深思熟虑而充满阴谋,我们应该思考,一个公司以一己之力来对抗一个国家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其根源何在?

奴才本只想开个狗洞,Google这个傻子竟然把整个房子都拆了,太jb让人震惊鸟。

租值与垄断

July 1st, 2009 § 0 comments § permalink

租值的概念是从地租发展而来的,无论地租是高还是低,土地的供应基本不变。按张五常的定义,租值是漠视了某些资源使用的可变选择的成本。租值的增减或转变是不会影响供应的。相对于刚性需求,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刚性供应。猫王唱歌的收入如果下降,他还是会唱歌,因为除了做货车司机他别无所长。所以,猫王作歌手的大部分收入是租值。

垄断比比皆是。当年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全中国,邓丽君只有一个,特立独行,绝对是垄断。更广泛的讲,或多或少,我们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成为垄断者。除了这种自然条件形成的垄断之外,其它的垄断都是出于某种保护而存在的,比如政府管制以限制竞争,比如专利与版权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选择成本低,相对他人来讲有比较优势的职业,就像猫王不选择做货车司机的道理一样。但是,自然条件的垄断是极少有价值的,能够取得最大租值的垄断,更多的是因为讯息费用过高或者因为政府管制。如果通过学习使自己具有某项特殊的技能,为了获得最大的租值,至少不应该让别人轻易学会,旧时手工作坊有句俗语“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同样,一个企业如果制造出某项产品,比如一种饮料,那么申请专利、对配方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等,这都是为了获取更高的租值。

让我们回到亚当斯密的著名论断,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是为了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都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他们在追求自利的时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利益。但事实真是如此么?

个人在追求自利的过程当中,有增加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倾向和诱使国家加强对经济活动采取垄断措施的趋势。

麒麟、绿坝与墙

June 22nd, 2009 § 0 comments § permalink

有两点可以谈。

1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能否延伸至企业、组织甚至国家呢?比如:“我们每天所需的网页,不是出自谷歌、雅虎或百度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进一步,“我们每天所需的网页,不是出自官老爷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然后斯密的结论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效益”。如果“他”是一个小偷、贪官,或者是和老百姓利益对立的国家机器,这个结论站得住脚么?

我们不能说某些人的行为不能为社会贡献任何价值,甚至是负值,就认为价值耗散而忽略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竞争之下,任何市场行为都可能面临失败的命运,其经济行为和生产的物品因无法通过市场的检验,不能为社会贡献任何价值。通常,我们不以经济活动在竞争中的失败而忽略其为市场发展所付出的努力,比如破产、失业等。因此,同样地,我们不能将某些组织或国家所采取的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其阻碍作用的行为,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作为无关紧要的部分而剔除,甚至以超出经济学的范畴而完全不予理会。

2
  
中国的技术进步为什么在14世纪之后突然停滞不前,在14世纪,中国离工业化被形容为只有一层薄纸的距离,离统治世界也只有咫尺之遥。相对于秦汉和唐宋,明清这两个朝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使得中国的技术被欧洲超越?个人以为,技术进步能够带来诸多的不稳定性,当时的统治者要么对技术进步毫不热心(天启皇帝是个例外,多么好的一个木匠啊),要么将技术用在监听民众的思想来维护自己的政权上,却从来不惠泽治下的子民。

相对于当时一成不变的中国,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是那么的另类,我们姑且认为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工业革命的导火索,并使得欧洲人在技术等全方面地超越了中国。但,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取得四大发明的秦汉唐宋这些前朝而言,中国经济技术衰败的原因何在?明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

按照“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中国明清的落后,其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没有欧洲的中世纪在罗马教廷统治下那么彻底的黑暗、愚蠢和凶残。罗马教廷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效益—虽然不是出于其真正本意的情况下。这太富有讽刺意味了。

似乎“稳定”才是真正的原因。14世纪之后的绝大部分历史中,统治者使得整个社会永远处于被称之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的那种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的状态。所以“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这毋宁是目前中国的写照。

19世纪当西方的炮舰开进国门的时候,我们不由感叹:不是稳定压倒一切,而是稳定压倒了一切。

竞争的限度

June 8th, 2009 § 0 comments § permalink

1

我们的经济学一直在强调竞争,这是否有失偏颇?鉴于合作是如此的稀缺,我们是否可以说经济学是研究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如何合作的学问。

是分工导致了竞争还是竞争导致了分工? 分工的目的在于合作还是在于竞争?

分工是为了合作,是合作的产物。现代人把分工等价于竞争,这是值得商讨的。合作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斯密的《国富论》讲的是如何通过竞争的方式来合作,《道德情操论》讲的是如何以同情心的方式来合作。

市场的偏好是竞争,而不是合作。组织是以一定程度的合作来面对竞争。 竞争在个人层面上逐步过渡到企业层面占优势的局面,一种多层次化的竞争出现了,就像结构化的合约一样。

以组织的形式来合作是可以避免以市场的形式来竞争的过程当中所导致的耗散。当然,组织具有暂时“隔离”竞争之后所面临的困境;竞争是为了得到合作的机会,当达到目的之后,竞争就被搭便车、激励不相容等骚扰,组织内部的科层合作是以双头垄断的方式来解释履约与否的情况—即竞争之后的状态。

我要说的是,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其基本的出发点在于合作,人类是合作的物种,伴随合作的历史而来。判断合作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就是能否战胜竞争所带来的风险;随着分工而来的竞争,其属性就像组织所遇到的风险类似。

2

企业像星云一样在不断运行过程当中逐渐发展壮大,这就是企业的成本优势。就像星球的引力一样,俘虏一些小的星球。当达到一定规模时,其成本和利润处于均衡状态。企业中由于有一些能量高的人,如同星球的核心部分,起着巨大的作用,其权限也大。 在企业中,人不是平等的,因为各人创造的价值不同,这种价值的差异使得组织内部科层制的存在。

就像相对论,在某一个极限的状态下,变化的是时间和空间,而不是速度。市场的竞争也会有一个极限,当达到该状态的时候,价格不会因进一步的竞争而降低,价格似乎会变得弯曲起来。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对价格的扭曲也越大。

博弈论在合作方式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但为什么成效不大呢?竞争甚少考虑合作,有限理性使得人们无法考虑更多的约束条件,因而,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指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类在不可能考虑其他人对策的情况下,以自利的行为增加整体社会效用的最著名的论断,但斯密对竞争的危害过于乐观了。

现代经济理论越来越注重个人预期在经济生活当中的影响,这是人类有意识的希望了解其他人的行为而决定自己行为的方式,这是合作吗?这是竞争吗?达到合作的结局似乎是竞争的副产品。

虽然离经叛道,但我还没狂妄到认为把竞争这两个字换成合作,就吹嘘另立一种思想,这其中的路还很长。

3

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人们通过竞争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富足的商品。竞争使得人类对资源的利用处于一种接近于充分的状态,这尤其对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各方面的发展意义非凡,人类历史就是对所面对资源很好地加以利用和改造的过程,这不仅仅是自然资源,更重要的是包括作为个人本身所具有的称作创造力的才能。

放眼世界历史,国家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很少是民主制度上台的时期,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民主制度历史短暂。抛开政治理论不谈,相对于专制,在一个短的时期内民主是无效率的,是缺少创新精神的,尤其作为一个国家来讲,这种状况更加明显;短期内民主制度的无效率可以在政府中存在,却无法在企业中存在,我认为其中的理由之一是:

企业对强制承担的最严重的后果是破产,而政府则难以承受破产的后果。政府破产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动荡使得人们能够承受民主制度短期的无效率而换来长期的平稳。

因此,企业无法承受长期的无效率,但可以承受短期的破产,国家则正好相反。

不简单的破产

June 1st, 2009 § 0 comments § permalink

通用汽车的破产,一般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
1、员工福利待遇太好了。
2、产品线太长。

在价格机制中出现协调机制,市场和企业并存,科斯认为建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也就是说,价格机制和协调机制都存在交易成本,这两者之间的成本差异决定了企业的界限。企业边界经常是可变或不确定性的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市场优势和企业优势之间往往存在着近似的平衡。

是什么决定他们的成本的差异和不同呢?在什么情况之下,企业的管理成本高于市场的交易成本,导致以价格的机制来配置资源?又是什么情况使得市场的交易成本高于企业的管理成本,导致以协调的机制来资源配置?
简单。简单降低了成本。

分工即源于简单,人们放弃纷繁复杂的整个世界,把自己的天赋限定在某一特定领域,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

有限理性是什么呢?还是简单。把理性限于特定的场景来选择最优,而不是 hello world 式的实质理性。

混沌初开时的市场,其交易成本最高。后来,市场分层,限于某一类的专业化的市场,其交易成本相对要低得多。企业的科层式管理,将员工的场景限定于某一水平,有利于降低决策成本。

制造和销售全世界所有人所需的所有产品的企业,其管理成本高到使这种企业根本不存在,企业基本上属于专业化经营。认为通用汽车的破产源于产品的不简单,应该没错。

说企业代替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是以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认为用雇佣关系代替销售合同来消除或减少交易成本,保守地讲,至少在通用汽车破产这个案例中是失败的。如果认为通用汽车采用的人力资本合约是成本高的合约,这真如张五常自己所说的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不过,如果说通用汽车与员工的合约是最复杂的合约,就像当年我们的国有企业中的员工无限期合同一样,充满政治干预的色彩和社会公正的烙印,充满强制性的监控和失效的激励作用,同样应该没错。

成功的企业各有各的理由,破产企业的错误是相同的,即浪费了一种稀缺的资源:人类处理复杂情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