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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Google

1 理性的局限性 一个真实的世界,不是完全理性的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世界;假设某约束条件不变,或排除个人非理性因素,研究人们仅限于理性之光的照耀下所能模拟的世界,其更高的精确度可能意味着错得更远。 作为一家公司,其经营决策基于复杂的世界和有限的知识。在短期内我们无法对其决策做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所处观察角度的不同,甚至长期也难以下结论;但不排除决策者的自我认同和行为的理性。 2 组织的认同 如果Google从乌干达撤出,不会在我们当中产生这么多的争议和这么大的反响。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叫做中国的组织中。久处其中,或多或少会影响组织成员的判断、思维方式、价值观,甚至对组织产生一定的忠诚和荣誉感。站在国人的立场,基于历史,认为西方总是在丑化中国;同样,西方人则基于对自身组织认同,发现我们竟然可以缺少某权某主而活着。 对组织的认同,会产生一种排他性的自利行为。 3 历史发展的偶然和必然 关于法律条文下的潜规则,这个吴思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法律条文面前,几乎人人有罪。数字化管理与其是一种管理方法,不如说是对透明度的认可。在隐隐绰约的潜规则迷雾中,动物青蛙和蔬菜萝卜都会成为非法。 无论这行为出于突兀的偶然,还是像国人猜测的那样深思熟虑而充满阴谋,我们应该思考,一个公司以一己之力来对抗一个国家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其根源何在? 奴才本只想开个狗洞,Google这个傻子竟然把整个房子都拆了,太jb让人震惊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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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绿坝与墙

有两点可以谈。 1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能否延伸至企业、组织甚至国家呢?比如:“我们每天所需的网页,不是出自谷歌、雅虎或百度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进一步,“我们每天所需的网页,不是出自官老爷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然后斯密的结论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效益”。如果“他”是一个小偷、贪官,或者是和老百姓利益对立的国家机器,这个结论站得住脚么? 我们不能说某些人的行为不能为社会贡献任何价值,甚至是负值,就认为价值耗散而忽略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竞争之下,任何市场行为都可能面临失败的命运,其经济行为和生产的物品因无法通过市场的检验,不能为社会贡献任何价值。通常,我们不以经济活动在竞争中的失败而忽略其为市场发展所付出的努力,比如破产、失业等。因此,同样地,我们不能将某些组织或国家所采取的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其阻碍作用的行为,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作为无关紧要的部分而剔除,甚至以超出经济学的范畴而完全不予理会。 2   中国的技术进步为什么在14世纪之后突然停滞不前,在14世纪,中国离工业化被形容为只有一层薄纸的距离,离统治世界也只有咫尺之遥。相对于秦汉和唐宋,明清这两个朝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使得中国的技术被欧洲超越?个人以为,技术进步能够带来诸多的不稳定性,当时的统治者要么对技术进步毫不热心(天启皇帝是个例外,多么好的一个木匠啊),要么将技术用在监听民众的思想来维护自己的政权上,却从来不惠泽治下的子民。 相对于当时一成不变的中国,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是那么的另类,我们姑且认为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工业革命的导火索,并使得欧洲人在技术等全方面地超越了中国。但,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取得四大发明的秦汉唐宋这些前朝而言,中国经济技术衰败的原因何在?明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 按照“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中国明清的落后,其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没有欧洲的中世纪在罗马教廷统治下那么彻底的黑暗、愚蠢和凶残。罗马教廷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效益—虽然不是出于其真正本意的情况下。这太富有讽刺意味了。 似乎“稳定”才是真正的原因。14世纪之后的绝大部分历史中,统治者使得整个社会永远处于被称之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的那种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的状态。所以“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这毋宁是目前中国的写照。 19世纪当西方的炮舰开进国门的时候,我们不由感叹:不是稳定压倒一切,而是稳定压倒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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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限度与归宿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团体合作的历史,人类从社会合作中找到通往万物灵长的道路。合作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个体之间相互交流的障碍,人类是如何克服这一点的,荀子曰:善假于物也。 人类的发明只有两种类型,一是杀人工具,另外是沟通工具,车辆、书籍、电视、互联网等就是为了增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频率、缩短沟通的距离和时间而发明的。 那么,沟通是什么呢?沟通就是交换,交换创造了财富。古诺说:交换就是财富。 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便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斯科说的降低交易成本。 由于语言的出现,沟通借助于语言取得极大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沟通并不局限于当前人们之间的沟通,继语言之后发展起来的文字更是将人类的历史时间浓缩,人类的知识以教育的形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企业、国家和语言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由相同:一方面在空间维度方面节约交易成本便于沟通,更重要的是在时间维度方面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我认为,企业和国家在时间跨度上对人类的沟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他们存在的重要理由,这一点似乎很少有人研究。 曾经有一种思想将人类社会的进步归于集体行动和团队合作,这与个人主义追求自由意识的思想存在严重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裂痕被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弥合了。诺奇克自然而然将经济领域获得的成功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引申到社会制度方面来:个人追求私利的行动过程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整个社会的成功,刻意的团体合作的安排反而因激励缺失及限制自由等原因归于失败。 个人的自由边界在经济领域曾经止步于企业,后来科斯企图越过企业作为个体自由的界限。同样的,在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很自然是国家扮演了企业在经济领域边界的角色。就如同企业在市场中出现一样,社会领域的难题是国家何以存在?他们的出现和存在对宣传个体自由思想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抛开自由的思想桎梏,我们是否可以说,国家和企业的出现和存在,就是印证了自由并不是人类未来经济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虽然这观点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 公共选择理论试图将国家限定于产权模糊领域,用演进的理论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也因此,在产权逐步界定之后,国家将慢慢消亡。 考虑以下的问题,即使国家将幸福强加给国民,由于其对国民实施的强制性违背了个人的自由,难道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讲这种行为是非正义的吗? 在批判再分配机制之前,我们是否应该仔细分析一下从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当前的分配机制的形成和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改变分配的现状与自由原则背道而驰,即不能为了大多数穷人“均贫富”,也不能为了少数富人聚敛财富,那么我们就要怀疑国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试问何谓正义?作为国家的正义就是维持当下的分配现状么?难道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废除奴隶和消灭皇权就不是正义的么!作为与国家意志对立的个体自由的限度在哪里? 产权。产权是自由的保证。或是说自由是建立在个人的财富之上的一种奢侈品。 产权是制度的产物,制度创造并维护产权,这种制度其实质就是—-管制。 管制孕育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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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愿望下的罪恶

   —-《共产党宣言》读后   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一本书改变了整个世界。    穿越几个世纪,现在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字里行间还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革命激情。    历史和马克思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当年为了埋葬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图谋,竟然产生了一个更罪恶的制度;两害相权取其轻,其结果是马克思的努力反而以另一种形式改进了资本主义制度。    凯恩斯挽救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而马克思改良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今天我们把《共产党宣言》在词语上稍加修改,宣言再次发表,仍然可以唤起千千万万个受压迫的人们团结起来,加入到反抗腐朽制度的革命洪流。    但是,不要让激情的火焰吞噬了我们的理智。在我们打碎脚上铁镣之后,收获的可能是脖子上的枷锁。    我们对未来怀有的最美好的愿望,常常引导我们步入罪恶的深渊。    无论这愿望是公有制,还是民主。    而马克思与《共产党宣言》,作为统治阶级永远的梦魇,被默默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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