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世界，不是完全理性的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世界；假设某约束条件不变，或排除个人非理性因素，研究人们仅限于理性之光的照耀下所能模拟的世界，其更高的精确度可能意味着错得更远。

作为一家公司，其经营决策基于复杂的世界和有限的知识。在短期内我们无法对其决策做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所处观察角度的不同，甚至长期也难以下结论；但不排除决策者的自我认同和行为的理性。

2 组织的认同

如果Google从乌干达撤出，不会在我们当中产生这么多的争议和这么大的反响。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叫做中国的组织中。久处其中，或多或少会影响组织成员的判断、思维方式、价值观，甚至对组织产生一定的忠诚和荣誉感。站在国人的立场，基于历史，认为西方总是在丑化中国；同样，西方人则基于对自身组织认同，发现我们竟然可以缺少某权某主而活着。

对组织的认同，会产生一种排他性的自利行为。

3 历史发展的偶然和必然

关于法律条文下的潜规则，这个吴思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法律条文面前，几乎人人有罪。数字化管理与其是一种管理方法，不如说是对透明度的认可。在隐隐绰约的潜规则迷雾中，动物青蛙和蔬菜萝卜都会成为非法。

无论这行为出于突兀的偶然，还是像国人猜测的那样深思熟虑而充满阴谋，我们应该思考，一个公司以一己之力来对抗一个国家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其根源何在？

奴才本只想开个狗洞，Google这个傻子竟然把整个房子都拆了，太jb让人震惊鸟。

垄断比比皆是。当年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全中国，邓丽君只有一个，特立独行，绝对是垄断。更广泛的讲，或多或少，我们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成为垄断者。除了这种自然条件形成的垄断之外，其它的垄断都是出于某种保护而存在的，比如政府管制以限制竞争，比如专利与版权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选择成本低，相对他人来讲有比较优势的职业，就像猫王不选择做货车司机的道理一样。但是，自然条件的垄断是极少有价值的，能够取得最大租值的垄断，更多的是因为讯息费用过高或者因为政府管制。如果通过学习使自己具有某项特殊的技能，为了获得最大的租值，至少不应该让别人轻易学会，旧时手工作坊有句俗语“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同样，一个企业如果制造出某项产品，比如一种饮料，那么申请专利、对配方实施严格的保密措施等，这都是为了获取更高的租值。

让我们回到亚当斯密的著名论断，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是为了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都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他们在追求自利的时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利益。但事实真是如此么？

个人在追求自利的过程当中，有增加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倾向和诱使国家加强对经济活动采取垄断措施的趋势。

1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能否延伸至企业、组织甚至国家呢？比如：“我们每天所需的网页，不是出自谷歌、雅虎或百度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进一步，“我们每天所需的网页，不是出自官老爷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然后斯密的结论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效益”。如果“他”是一个小偷、贪官，或者是和老百姓利益对立的国家机器，这个结论站得住脚么？

我们不能说某些人的行为不能为社会贡献任何价值，甚至是负值，就认为价值耗散而忽略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竞争之下，任何市场行为都可能面临失败的命运，其经济行为和生产的物品因无法通过市场的检验，不能为社会贡献任何价值。通常，我们不以经济活动在竞争中的失败而忽略其为市场发展所付出的努力，比如破产、失业等。因此，同样地，我们不能将某些组织或国家所采取的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其阻碍作用的行为，在经济分析的过程中作为无关紧要的部分而剔除，甚至以超出经济学的范畴而完全不予理会。

2
　　
中国的技术进步为什么在14世纪之后突然停滞不前，在14世纪，中国离工业化被形容为只有一层薄纸的距离，离统治世界也只有咫尺之遥。相对于秦汉和唐宋，明清这两个朝代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使得中国的技术被欧洲超越？个人以为，技术进步能够带来诸多的不稳定性，当时的统治者要么对技术进步毫不热心（天启皇帝是个例外，多么好的一个木匠啊），要么将技术用在监听民众的思想来维护自己的政权上，却从来不惠泽治下的子民。

相对于当时一成不变的中国，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是那么的另类，我们姑且认为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工业革命的导火索，并使得欧洲人在技术等全方面地超越了中国。但，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取得四大发明的秦汉唐宋这些前朝而言，中国经济技术衰败的原因何在？明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

按照“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中国明清的落后，其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没有欧洲的中世纪在罗马教廷统治下那么彻底的黑暗、愚蠢和凶残。罗马教廷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效益—虽然不是出于其真正本意的情况下。这太富有讽刺意味了。

似乎“稳定”才是真正的原因。14世纪之后的绝大部分历史中，统治者使得整个社会永远处于被称之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的那种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的状态。所以“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这毋宁是目前中国的写照。

19世纪当西方的炮舰开进国门的时候，我们不由感叹：不是稳定压倒一切，而是稳定压倒了一切。

我们的经济学一直在强调竞争，这是否有失偏颇？鉴于合作是如此的稀缺，我们是否可以说经济学是研究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如何合作的学问。

是分工导致了竞争还是竞争导致了分工？ 分工的目的在于合作还是在于竞争？

分工是为了合作，是合作的产物。现代人把分工等价于竞争，这是值得商讨的。合作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斯密的《国富论》讲的是如何通过竞争的方式来合作，《道德情操论》讲的是如何以同情心的方式来合作。

市场的偏好是竞争，而不是合作。组织是以一定程度的合作来面对竞争。 竞争在个人层面上逐步过渡到企业层面占优势的局面，一种多层次化的竞争出现了，就像结构化的合约一样。

以组织的形式来合作是可以避免以市场的形式来竞争的过程当中所导致的耗散。当然，组织具有暂时“隔离”竞争之后所面临的困境；竞争是为了得到合作的机会，当达到目的之后，竞争就被搭便车、激励不相容等骚扰，组织内部的科层合作是以双头垄断的方式来解释履约与否的情况—即竞争之后的状态。

我要说的是，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其基本的出发点在于合作，人类是合作的物种，伴随合作的历史而来。判断合作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就是能否战胜竞争所带来的风险；随着分工而来的竞争，其属性就像组织所遇到的风险类似。

2

企业像星云一样在不断运行过程当中逐渐发展壮大，这就是企业的成本优势。就像星球的引力一样，俘虏一些小的星球。当达到一定规模时，其成本和利润处于均衡状态。企业中由于有一些能量高的人，如同星球的核心部分，起着巨大的作用，其权限也大。 在企业中，人不是平等的，因为各人创造的价值不同，这种价值的差异使得组织内部科层制的存在。

就像相对论，在某一个极限的状态下，变化的是时间和空间，而不是速度。市场的竞争也会有一个极限，当达到该状态的时候，价格不会因进一步的竞争而降低，价格似乎会变得弯曲起来。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对价格的扭曲也越大。

博弈论在合作方式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但为什么成效不大呢？竞争甚少考虑合作，有限理性使得人们无法考虑更多的约束条件，因而，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指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类在不可能考虑其他人对策的情况下，以自利的行为增加整体社会效用的最著名的论断，但斯密对竞争的危害过于乐观了。

现代经济理论越来越注重个人预期在经济生活当中的影响，这是人类有意识的希望了解其他人的行为而决定自己行为的方式，这是合作吗？这是竞争吗？达到合作的结局似乎是竞争的副产品。

虽然离经叛道，但我还没狂妄到认为把竞争这两个字换成合作，就吹嘘另立一种思想，这其中的路还很长。

3

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人们通过竞争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富足的商品。竞争使得人类对资源的利用处于一种接近于充分的状态，这尤其对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各方面的发展意义非凡，人类历史就是对所面对资源很好地加以利用和改造的过程，这不仅仅是自然资源，更重要的是包括作为个人本身所具有的称作创造力的才能。

放眼世界历史，国家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很少是民主制度上台的时期，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民主制度历史短暂。抛开政治理论不谈，相对于专制，在一个短的时期内民主是无效率的，是缺少创新精神的，尤其作为一个国家来讲，这种状况更加明显；短期内民主制度的无效率可以在政府中存在，却无法在企业中存在，我认为其中的理由之一是：

企业对强制承担的最严重的后果是破产，而政府则难以承受破产的后果。政府破产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动荡使得人们能够承受民主制度短期的无效率而换来长期的平稳。

因此，企业无法承受长期的无效率，但可以承受短期的破产，国家则正好相反。

在价格机制中出现协调机制，市场和企业并存，科斯认为建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也就是说，价格机制和协调机制都存在交易成本，这两者之间的成本差异决定了企业的界限。企业边界经常是可变或不确定性的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市场优势和企业优势之间往往存在着近似的平衡。

是什么决定他们的成本的差异和不同呢？在什么情况之下，企业的管理成本高于市场的交易成本，导致以价格的机制来配置资源？又是什么情况使得市场的交易成本高于企业的管理成本，导致以协调的机制来资源配置？
简单。简单降低了成本。

分工即源于简单，人们放弃纷繁复杂的整个世界，把自己的天赋限定在某一特定领域，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

有限理性是什么呢？还是简单。把理性限于特定的场景来选择最优，而不是 hello world 式的实质理性。

混沌初开时的市场，其交易成本最高。后来，市场分层，限于某一类的专业化的市场，其交易成本相对要低得多。企业的科层式管理，将员工的场景限定于某一水平，有利于降低决策成本。

制造和销售全世界所有人所需的所有产品的企业，其管理成本高到使这种企业根本不存在，企业基本上属于专业化经营。认为通用汽车的破产源于产品的不简单，应该没错。

说企业代替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是以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认为用雇佣关系代替销售合同来消除或减少交易成本，保守地讲，至少在通用汽车破产这个案例中是失败的。如果认为通用汽车采用的人力资本合约是成本高的合约，这真如张五常自己所说的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不过，如果说通用汽车与员工的合约是最复杂的合约，就像当年我们的国有企业中的员工无限期合同一样，充满政治干预的色彩和社会公正的烙印，充满强制性的监控和失效的激励作用，同样应该没错。

成功的企业各有各的理由，破产企业的错误是相同的，即浪费了一种稀缺的资源：人类处理复杂情形的能力。

人类的发明只有两种类型，一是杀人工具，另外是沟通工具，车辆、书籍、电视、互联网等就是为了增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频率、缩短沟通的距离和时间而发明的。

那么，沟通是什么呢？沟通就是交换，交换创造了财富。古诺说：交换就是财富。

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便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斯科说的降低交易成本。

由于语言的出现，沟通借助于语言取得极大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沟通并不局限于当前人们之间的沟通，继语言之后发展起来的文字更是将人类的历史时间浓缩，人类的知识以教育的形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企业、国家和语言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由相同：一方面在空间维度方面节约交易成本便于沟通，更重要的是在时间维度方面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我认为，企业和国家在时间跨度上对人类的沟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他们存在的重要理由，这一点似乎很少有人研究。

曾经有一种思想将人类社会的进步归于集体行动和团队合作，这与个人主义追求自由意识的思想存在严重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裂痕被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弥合了。诺奇克自然而然将经济领域获得的成功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引申到社会制度方面来：个人追求私利的行动过程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整个社会的成功，刻意的团体合作的安排反而因激励缺失及限制自由等原因归于失败。

个人的自由边界在经济领域曾经止步于企业，后来科斯企图越过企业作为个体自由的界限。同样的，在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很自然是国家扮演了企业在经济领域边界的角色。就如同企业在市场中出现一样，社会领域的难题是国家何以存在？他们的出现和存在对宣传个体自由思想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抛开自由的思想桎梏，我们是否可以说，国家和企业的出现和存在，就是印证了自由并不是人类未来经济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虽然这观点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

公共选择理论试图将国家限定于产权模糊领域，用演进的理论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也因此，在产权逐步界定之后，国家将慢慢消亡。

考虑以下的问题，即使国家将幸福强加给国民，由于其对国民实施的强制性违背了个人的自由，难道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讲这种行为是非正义的吗？

在批判再分配机制之前，我们是否应该仔细分析一下从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当前的分配机制的形成和存在的合理性？如果改变分配的现状与自由原则背道而驰，即不能为了大多数穷人“均贫富”，也不能为了少数富人聚敛财富，那么我们就要怀疑国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试问何谓正义？作为国家的正义就是维持当下的分配现状么？难道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废除奴隶和消灭皇权就不是正义的么！作为与国家意志对立的个体自由的限度在哪里？

产权。产权是自由的保证。或是说自由是建立在个人的财富之上的一种奢侈品。

产权是制度的产物，制度创造并维护产权，这种制度其实质就是—-管制。

管制孕育了自由？

雁行模式在中国中西部不可复制的最大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开放的。

在人力成本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中西部对资本的吸引力何在？基础建设、政策优惠、商业环境、政府监管等等方面，和东部地区无法相提并论。即使个别占有优势的方面，那也是东部地区特意放弃的。

东部经济主要是外向型的，现在外贸环境恶劣，对东部经济的影响很大；因此，我们要发展内向型的经济。但，内向型经济并不等于内地经济。目前中国中西部轰轰烈烈的经济开发活动，政治象征意义更甚于经济意义。

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在于向中西部后退一个台阶，而是东部经济踏上更高的台阶。

从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企业的表现，我们如何看待企业对长期利益的追求？

科斯讲，如果市场的交易成本高于管理成本，利益（效率）的最大化就导致了企业出现。

现在，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企业追求利益的不同方式，并不意味着不同的资源使用效率。

过分、短期、长期等概念我们是否可以忽略，我们是否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基础上，无所谓过分追求，利益可以不区别短期与长期，更不必是为了所谓的社会利益。

“如果有什么事情肯定会毁灭我们的自由制度、动摇它的基础的话，这件事情就是管理者接受除挣钱之外的社会责任。这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信条”。

作为最大企业的政府来讲，何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如何界定社会利益最大化？

或者说，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显示出理性内在的困境。

从演化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说（效率）利润最大化的含义与寻求利润相同，这是一种历史积累的过程。

我们是演化的产物，是历史传统选择了我们，而不是我们理性地选择了传统。

当别人欠你钱的时候，你希望钱越来越值钱，当你欠别人钱的时候，你希望钱越来越不值钱，美国，曾经作为世界上最大债权国，那时也就是美元最值钱的时候，现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元贬值是其不二的选择。
　　
中国可能经过权衡，下了决心，即使让目前的外汇储备缩水（事实上无法阻止美元疲软），也不再让人民币有任何的升值预期。
　　
让人民币贬值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钞票。这即拉动了内需，同时继续维持低价商品的出口。只要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我们就印钞票。这样一来，即使美国逼迫中国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到1：1的水平，中国也不怕，因为，到时我们吃个馒头差不多要100元了。
　　
维持强势的人民币有什么不利之处呢？首先，是出口产品的价格没有国际竞争力，出口业崩溃。其次，强势人民币会吸引美元等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同时，继续推高我们的外汇储备水平，更要命的是这外汇储备是不断缩水的。
　　
与其让国外资本涌入国内导致流动性泛滥，不如自己来搞通货膨胀。中国这次利用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的条件，牺牲外汇储备，阻击美元，达到让美国佬自己想办法挽救自己的目的。
　　
如果，美国能和中国合作，共同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中国的这项经济决策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如果美国人不合作，经济摩擦进而导致政治甚至军事摩擦，这种可能性，中国不得不提防。另外，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到时肯定小不了。

没有经过血与火的生死斗争，要想说服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坐下来谈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议题，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次世界各国央行的经济博弈，一定会出于各国对本国经济的无可厚非的利益考虑，而走向困境。